教师有很多种：漠视型是一种，呵斥型是一种，说教型也是一种。

陶可一看就是说教型，培养他的叶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叶臻说教，态度和蔼，论据充足，逻辑严密，思维连贯，语言流畅，还动辄上升到人生高度，实在是说教中不可多得的良品。

以至于燕杨此后一生，都对叶臻保持着敬爱感情，尊称这个仅大他九岁的男性为：“师公”。

叶臻一口茶水喷出老远：“师公？！”

“你是我老师的老师啊。”

“去！”叶臻无力：“新社会不搞这一套…”

陶可对燕杨采取的可谓是高压手段，不但要求他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并且规定其每两个礼拜找自己谈一次心，甚至单方面决定打工只可以在肯德基或麦当劳。如果觉得这两个地方剥削太严重，可以到学校食堂抹桌子洗碗；如果薪酬养不活自己，可以“去吃安小佳的”（这位老师的原话就是如此）。

而当夜为了这个孩子担忧彷徨，揪心奔波，神消气索的经历，他却只字不提。仿佛就认定了燕杨和其他人一样，是他从网吧里揪回来的。你说他怯弱也好，故意回避也好，也许只有叶臻才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个游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少数人整体，不愿意屈从社会，想表达自己文化和利益的诉求，一旦付诸与行动，要么就像燕杨，站出来，公开宣扬；要么就像叶臻，充满智慧的争取，柔软而绵长坚定。

偏偏陶可不一样，他不屈服，不恐慌，也不斗争，不挑战，而是完全的壁垒。不但壁垒了他的敌人，也壁垒了他的战友。

关于这个问题，叶臻还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革命必须离开井冈山奔向赣南闵西平地，可他的思想早已下山了，身体依然还在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