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的这条回复是针对我对其虚构出来的无敌军队“却月阵”提出质疑而说的。
明末辽东天气异常寒冷，即便一望无际的海上航运，每年也只能保障半年：每年的十月至三月是铁定的冰封期，而天启六年的冰封期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十个月。对于内陆的辽河等水道来说，在河流冰冻前和冰冻后，分别还有一两个月左右的冰凌期，即未完全化冻的小冰块会对河道中行驶的船只造成致命的损伤。因此，单单一个冰冻因素，就导致辽东的河流每年只有四五个月的可能通航时间。此外，河流的水位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满足通航的必要条件是河道全程的最低水位而非最高水位。大佬在谈到辽东水域的水位问题时，最喜欢引用的数据是“50年代铁岭水文站出现过高达50米的洪峰”这类极端高水位的数据。可是，辽河流域长年的平均水位不过3～4米，1985年大辽河特大洪峰时，东北地区的水文警告是“三岔河最高水位674米”。三岔河就是辽河干流的下游，而大佬纸上谈兵想借道攻击沈阳的浑河却是辽河中上游的一条支流。
大佬凭空臆造出来的孙承宗一手建立的“两栖作战部队”，是很异想天开的把明朝海军的舰船给配备上去的。在每年只有四五个月可能通航的时间里，需要把在大海里航行的战船一路开到浑河中游去攻击沈阳，只能说大佬更适合去起点写yy小说而不是在这里妄议历史。
大佬曾经辩称“福船分几个型号，最大的福船吃水约6米，在辽河里可任意航行，而浅一点的水位也难不住四号福船，其吃水只有七八尺，但火力不小，海沧船乃福船型中的第四号，和哨船差不多，吃水约七八尺，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武器装备有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炮1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从前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洪峰时下游最高水位674米的辽河究竟能不能让“吃水约6米”最大号福船“在辽河里可任意航行”。而大佬大力推崇的四号福船“吃水只有七八尺”，即3米不到，貌似可以从理论上满足辽河的平均水位。但是注意，平均水位3～4米并非最低水位3～4米，辽河干流平均水位3～4米也更非辽河支流浑河的最低水位3～4米。而且，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大佬一力吹嘘的“却月阵”，是需要把步军的战车和火器随船携带的，如此才能随时沿河边布下水陆相济的防御阵形，相机而战。可是，已经装载了“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炮1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还能装下多少战车、火器和步兵？即使能装下不沉，添加了这么多武器兵员后，四号福船还能“吃水只有七八尺”？
以上是从客观条件上否定海船入内河作战的可能性。事实上，明末辽东几十年战事，从来未有水军从内河而入协同陆军作战的战例。即算是大佬一力吹捧“肯定”训练了一支两栖作战部队的孙乘宗，在崇祯四年八月的大凌河救援中也没有动用过“传说”中的“却月阵”。八月，可难得是一个足以船只通航的好时段！接下来，再从却月阵本身的缺陷来探讨纸上谈兵的可笑之处。
大佬口里面对骑兵无敌的却月阵的实质就是水陆结合：岸上的陆军采用戚继光的车战之法接阵而守，河道里的水军只是在陆军车阵的防护下起增强火力的作用。相对于明末普遍采用的戚继光式的车战之法，防御方式其实没有区别，只是可能多了火力更强的优点而已，但是却增加了作战地形时间和局限这个极大的弊端——只能在辽东通航期使用和只能在河道附近使用。但是实际上，对于后金军队来说，戚继光式的车战之法早就已经有了破解的方法——毕竟努尔哈赤做过明朝的龙虎大将军，明军的长处和短处早就被他摸了个一清二楚——应对之法就是极为经济便宜的一项装备：楯车。按照《清太祖实录》记载的八旗军队编制和配备，努尔哈赤时期每个牛录都配备了两台楯车，其作用就是对付明军的火器。当明军火器开火的时候，后金军队就躲在楯车后面前进，然后趁火器停发的空档，快速的骑兵就冲入明军阵内——戚继光的车阵就是用装载火器的偏厢车布在阵形的第一排担负攻击和防守的双重任务，躲在车阵后面的士兵的主要作用就是操作火器和在敌军冲入阵形时将其击退。但是一旦车阵被骑兵冲入，战车保护内的步兵是很难击退敌军的攻击的——除非这些士兵具备极好的单兵作战能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明末全国军队中，只有浙江兵和四川兵拥有这种骄人的战绩。浙江兵就是嫡派的戚家军，四川兵主要就是著名女将秦良玉家族所属的石柱兵。由于石柱兵使用的武器为白杆，所以也称白竿兵。
然而，即使有浙江兵和四川兵这样骁勇善战的部队作为车阵的主力，戚式战法还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火器的连续发射问题。由于车阵战法的主力火器就是战车上装载的各种火炮，因此无法不间歇的连续发射——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那种三排士兵轮流站立蹲下放枪的方式，对于统一规格成一线布置的战车来说，那是铁定不可能的事。而且，此时明朝未有成熟的弹道射击理论，所有火器只能凭借炮手的经验向前发射，因此车阵也只有这种布置方法。由此，在火炮发射中断的时间，躲在楯车后面的后金骑兵就有机会快速冲入车阵，攻击战车防护内的步兵。戚继光之所以在驻守蓟镇时对付蒙古人战无不胜，不过是蒙古人没有掌握楯车这个简便工具而已。在此处顺便要提出疑问的是，大佬的却月阵，是打算如何把战船上的火炮和战车上的火炮结合起来的？如果车前船后，显然船上的火器首先打倒的是岸上的步兵；而如果车中船侧，谁来保护战船？其二，火器的持续能力问题。在车阵被骑兵冲入后，具备极好的单兵作战能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的步兵，还是有可能击退后金骑兵攻击的，在明清战例中，浙江兵和四川兵就多次的做到了这一点。但即使是如此，火器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有了楯车保护的后金军队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火器的持续能力就凸显出来了。萨尔浒大战、浑河之战中，顽强的明军虽然无数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却在火yao用完的时候全军覆没。浑河之战中，惨遭歼灭的就有正牌的戚继光传人戚金、以及秦良玉的亲哥哥秦邦屏。而大佬的四号福船又要携带水军装备，还要携带步兵装备，剩下的空间，能带多少火yao？
最后，大佬口中“以步制骑”铁定无敌的却月阵，能举出的战例却只有南北朝时期的刘裕。军事技术已经发展了一千二百多年，大佬却还把老祖宗的战法当宝，实在是夜郎自大的厉害。殊不知，就在唐朝时，却月阵就已经有被击破的战例了。
26）又把这种耍赖的手法拿出来现眼，幸好皇太极1627年写给朝鲜的书信还能查到：
“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为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七月十九日。
朝鲜的覆书曰：“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贻贵国虑也。”[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5页。]
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愰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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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欣喜的看到，大佬有史以来第一次找出了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象之前一样只会重复灌水。可惜的是，大佬仍旧在截取历史。
此条问题是针对大佬之前所说的“朝鲜不支被迫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驱逐毛帅的东江镇，毛帅退守皮岛，失去了在朝鲜大量的屯田，以及朝鲜的支持”提出的质疑。
丁卯之役结束于天启七年四月，朝鲜和后金的“兄弟之盟”则是三月底签订的。盟约签订时，后金提出要求朝鲜“永绝南朝”，被朝鲜王拒绝。而就在四月，朝鲜昌城总兵与毛文龙合作，在瓶山攻击了后金留守部队并获小胜。显然，丁卯年签订的金朝盟约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查看历史可以发现，朝鲜只是履行了与后金互市的协定（但是在互市的规模上明显敷衍），而对于明朝并没有真正解除同盟关系。大佬这次拿出来的两份文书是天启七年七月的事，朝鲜人这次有没有遵守承诺呢？崇祯元年九月刘兴柞归明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的原本私下议和的关系又开始转恶。据《仁祖实录》所载，崇祯元年十月辛丑，“都督票下军兵生擒真鞑七人，斩级一人，胡马五匹”。十二月庚戌，有后金商人八十在朝鲜会宁府扰攘，毛文龙欲以大军征讨，朝鲜官员生怕惹祸而拒之。而后金也奋起反击，崇祯二年二月，突然杀入蛇浦，毛部在此屯耕，猝不及防，慌忙逃走。不久后后金又进剿铁山，杀毛部官兵数百人。后金同时又对朝鲜加强了外交压力，以其违背当初不准毛部上岸的誓言，威胁恫吓。即《崇祯长编》，也有“（崇祯二年四月）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之记录。（此段引用自cao1234的《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一文）
显然，直到崇祯二年四月，朝鲜与毛文龙也还是合作关系，毛部依旧在铁山、蛇浦等地屯田。而天启七年七月的那封朝鲜王的回书，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27）第一次既然已经出兵了那朝廷何苦还来第二次催促？你的反驳从来顾头不顾尾：）
而就说第一次袁大人也站不住脚，因为“三月”是什么时候了？阿敏是“正月”出兵的，袁大人此时已经在修建右屯了，若从右屯出兵到三岔河需要有两三个月吗？
当年，努尔哈赤从沈阳走到宁远600里路才走了九天，宁远至锦州有200里路，锦州再往沈阳走是大凌水，大凌水再往沈阳走才是右屯，请问从右屯到沈阳要几天？袁大人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才走到三岔河？这只能说明袁大人对东江镇和朝鲜消极策应、敷衍了事的事实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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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讨论的是丁卯之役时，袁崇焕是否遵照朝廷旨意出兵牵制的问题。大佬的原文是“丁卯之役中袁大人开始拒绝策应，其中朝廷两次催促下他才不得不出击，但此时已经是四个月后了”。我质疑的是“第一次朝廷下命令，赵率教就带兵出发了。天启七年三月，不难找。”
既然大佬还在这里胡搅蛮缠，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于我手中的《熹宗实录》电子文档比较模糊，怕误读导致转引错误，因此主要引用《明实录类篡（军事史料卷）》，《类纂》未摘录的部分由《国榷》补充。谈迁的《国榷》主要就是基于《明实录》，加上野史记载而成。因此将《熹宗实录》中模糊的部分大致辨认后，以《国榷》中的相应记载替代，只会在个别字词上有很小的差别。
我们来看看天启七年二月至四月，与宁锦出兵有关的所有兵部的奏折和袁崇焕的奏折内容。
1、二月壬子，兵部尚书冯嘉会言：督师王之臣报奴兵攻克艾州、昌城，又往铁山，铁山为毛帅所居，原以孤军牵制，今乘其孤而攻之，业已飞檄登抚选将历兵航海策应，又关外既集重兵，呺腹可虑，已命饷臣补还额米七万石。（《熹宗实录》）————显然，毛文龙遇袭的塘报到达北京后，兵部的第一反应是让登州巡抚“选将历兵航海策应”，根本没有考虑宁锦。在这个奏折里，关于宁锦的内容只有补饷，没有任何军事命令。
2、三月辛未，巡抚辽东袁崇焕言：冻虏既围铁山，复同朝鲜旧国外往王精，臣发水兵应援东江，仍遣方金纳书于酋，令其急撤犯鲜之兵。（《熹宗实录》）————此前兵部未有任何要求宁锦出兵的命令。因此，此时是袁崇焕主动请求出兵增援东江。根据其它明人野史记载，袁崇焕此次派出的水军为五百人。虽然这个数字相对较少，但是袁崇焕手中唯一可以调派的觉华岛水军已经在宁远大战中遭到巨创，此时派出五百水军应该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3、三月戊寅，兵部尚书冯嘉会言：登莱巡抚李嵩报朝鲜叛臣韩润等……须责宁远抚臣期会并进，勿水兵仅援，不为捣虚计也。遂命辽抚选锐乘虚如部议。（《国榷》）————这是兵部第一次要求也是《熹宗实录》和《国榷》记载的唯一一次兵部要求袁崇焕出兵。对照朝鲜和后金的实际情况：此时朝鲜战事已经结束一个半月，三月三日即八天前后金和朝鲜已经签订了第一份盟约“江华盟誓”，阿敏随时可以撤军。而且皇太极的沈阳至少还有四五万兵力，袁崇焕的可用之兵却只有七万，而且也不可能倾城而出。以明军的野战能力，一对一盲目开战的结果可想而知。
4、三月壬辰，兵部尚书冯嘉会言：……辽抚自奉捣巢之命，挑选精锐作连珠三营，满桂又简精骑三千多驻前屯策应，又发徐琏水兵千人驾帆而东，似此夹攻，奴有补疑惧而急撤其犯鲜之兵，自顾其巢穴乎？（《熹宗实录》）————这句再明白不过，冯嘉会汇报袁崇焕已经按照朝廷的要求出兵。
5、四月庚子，登莱巡抚李嵩言：虏破朝鲜陷义州……命下户兵部关宁二抚议之。内及款议，有旨。向日款议，虽宁镇别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尝许。今日关宁别无调度，何以明不为狡虏所辱。毋为属国口实乎。（《国榷》）————此时是登莱巡抚报告朝鲜的战事不利，要求宁锦攻击后金减轻朝鲜和东江的压力。天启帝把这封奏折转给了户部兵部和关宁两巡抚商议。转送奏折时，天启帝附带了要求宁锦暂停和议和，进一步调度兵力（增援三岔河一线的赵率教部队）。但是对照丁卯之役的实际情况，其实此时朝鲜战事早已结束，李嵩所汇报的朝鲜战况都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此时，后金和朝鲜的第二份盟约“平壤之盟”也已经签订，阿敏回师的军队于四月初十渡过鸭绿江回师沈阳。而李嵩送上这封报告的时间是四月初四。显然，等到户部兵部和关宁两巡抚两巡抚商讨完再调动大军的话，正好撞到后金全军会合的枪口上。实际上，李嵩此时催促宁锦攻击沈阳，根源并非朝鲜的求救，而是毛文龙屡屡不断的谎报军情。对照毛文龙的东江塘报就可以知道，就是从三月底开始，毛文龙不断报告沈阳只有一万不到的敌军，而到了四月初更开始造谣说皇太极还在增兵朝鲜。但是事实上，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后金国内始终保持着有至少四五万的兵力，而四月初的实际情况不是皇太极增兵朝鲜，而是阿敏回师沈阳。
6、四月丁巳，辽东巡抚袁崇焕言：闻虏十万掠朝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虏穴之虚乎……（《国榷》）————这封奏折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一面无法有力的否认东线毛文龙和李嵩虚报的十万奴兵掠鲜，一面是驻兵三岔河的赵率教肯定十分清楚对岸有着相当数量的敌军，面对这种窘境，袁崇焕只能如此汇报朝廷。事实上，幸亏袁崇焕如此推托掉了朝廷的瞎指挥，否则真的还在此时派出大军的话，只能是送给后金的一道开胃菜。
最后顺带着把大佬这次回复中的蠢话拿出来挨个点一下名。
“第一次既然已经出兵了那朝廷何苦还来第二次催促？你的反驳从来顾头不顾尾：）”————参见3、4、5三条，再也清楚明白不过。奇怪的是，拿起狗血玩命往袁崇焕身上倒的大佬，似乎对这段历史根本是模糊一片。
“而就说第一次袁大人也站不住脚，因为三月是什么时候了？阿敏是正月出兵的，袁大人此时已经在修建右屯了，若从右屯出兵到三岔河需要有两三个月吗？”————没有朝廷的指令，袁崇焕有权力可以大举出动？究竟是无知呢，还是明知故犯的故意混淆？
“当年，努尔哈赤从沈阳走到宁远600里路才走了九天，宁远至锦州有200里路，锦州再往沈阳走是大凌水，大凌水再往沈阳走才是右屯，请问从右屯到沈阳要几天？袁大人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才走到三岔河？这只能说明袁大人对东江镇和朝鲜消极策应、敷衍了事的事实昭然若揭。”——参见第3、4两条。忠告大佬一句，在有据可查的历史面前，信口雌黄终究要丢人现眼。
28）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对喀喇沁就拉拢过一次，但最终却没有成功，此后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了。此后，袁大人还要以抗辩的形式坚持给这个部落开马市就是“以粮资寇”。
《督帅袁崇焕题》曰：“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
怎么了？这里面显示的难道不是袁大人坚持要开马市“以粮资寇”吗？他写了这么多说那些蒙古部落可怜完全是撒谎，崇祯知道，可当地人也知道。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卖买妇女，为建洲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妮之，又建洲娴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
看看崇祯又是怎么说的：
——“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
而最后就是这些个部落给后金带路并筹集粮食，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丁卯，喀喇沁布尔噶都戴青、台吉卓尔毕，土默特台吉阿玉石等遣使朝贡。”
看看这就是袁大人三月还保证“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喀喇沁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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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条原来是请大佬就“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提供完整的上下文出处，以便我拆穿其断章取义的龌龊伎俩的，没想到大佬居然又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了这么一大堆。那么就一个个来吧。
1、“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问题。大佬这里把较为完整的上下文拿出来了，不错。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话。很明显的是，“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这句是承接前面的“各夷共谓：”的。在袁崇焕的这封奏折里，“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完全是转述蒙古各部的保证。但是到了大佬手里，这句话就成了袁崇焕自己对皇帝的保证——典型的断章取义。而且，袁崇焕这封奏折里还有一句“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大佬却是绝对不会提的。
2、喀喇沁就是朵颜三卫，又称朵颜三十六家，其含义就是三十六个部落，根本不是大佬所说的一个部落。崇祯初年，喀喇沁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其实就在天启年间，喀喇沁还是明朝比较忠实的盟友，宁远大战后，就是这些部落主动追击了努尔哈赤的败军。但是到了天启七年秋冬之际，漠南蒙古（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最大的部落察哈尔与喀喇沁等部开战，结果是喀喇沁惨败。对于这种形势，自顾不暇的明朝是无力也无心帮助的的，喀喇沁只能求助于后金。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沁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沁终于和后金开始有了共同利益。同样是九月，喀喇沁又接受了明朝的封赏，这些明清夹缝中的蒙古部落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生活。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定旗分，这也就是大佬说“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一个证据。但事实上，这个是皇太极的单方面命令，喀喇沁等蒙古部落实际上仍旧是阳奉阴违，在明清之间摇摆，各部落自行其事。史学界公认的喀喇沁真正降清，实际上是崇祯八年的事情，直到这一年，喀喇沁才接受后金定的旗分，分为喀喇沁左翼和喀喇沁右翼。第一任喀喇沁左翼的旗主，就是袁崇焕资敌问题中的主角“束不的部”的酋长。也就是崇祯二年正月，喀喇沁部分部落因为饥荒抢劫明朝边镇，二月，崇祯遣人责问，喀喇沁申诉无粮过冬实为无奈。三月，喀喇沁请求袁崇焕卖米给他们渡过饥荒，崇祯听闻了喀喇沁买米其实是为后金代购的传言，因此下旨袁崇焕停止开市。袁崇焕上奏说明原委，崇祯回复只允许计口卖粮。前面讨论的袁崇焕转述的“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就是出自这封奏折。崇祯和袁崇焕之间完整的来往内容如下：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
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这里面，也包括了大佬先后截取的崇祯的两句话，“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前一句是崇祯骤问报告时的责难，后一句是袁崇焕辩白后的答复。但是崇祯最为重要的最后一句批示却又被大佬选择性的截去了：“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很清楚，崇祯最后还是准许卖粮的，只是要求“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大佬把崇祯的最后批复选择性截取后，就又给袁崇焕加了一条罪名：“袁大人还要以抗辩的形式坚持给这个部落开马市就是‘以粮资寇’”。篡改历史，又建一功。
为什么袁崇焕要坚持卖米？细读袁崇焕的奏折，理由很清楚。不卖米喀喇沁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卖米则可以稍为笼络。在明朝应付一个后金都尚嫌吃力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坚决把喀喇沁推向敌人吗？“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
3、关于《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里的记载。本来这个问题我是在第29问里提的，既然大佬在这里就抛了出来，那么就在这里一并解决吧。
陈仁锡出使辽东是崇祯二年三月的事，根据这段记载，报告崇祯束不的部有“接应东夷”嫌疑的，应该正是这位钦差大人（束不的就是喀喇沁三十六家中的一个部落）。那么此事究竟是如何呢？我之前说过，报告这个情报的两个人其实三句里有两句是谎报。大佬的引文还不够完整，间中还有个别的字词错误，完整的记载是：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首先来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单从这里看，似乎是袁崇焕在宁锦谎报敌情，但是查诸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根本没有如此惊人的消息。何况，明清之间自有战争以来，明朝所有的奏报中，最多也只是丁卯之役时李嵩报告的十万。而袁崇焕的敌情汇报中，最多不过六万。怎么会冒名奇妙冒出来一个十五万呢？因此，这个十五万攻宁远的军情，最大可能是来自于民间流言。大佬大概也察觉到了这里的问题，所以在引用的时候，又自说自话把十五万改成十万（又一次令人对其引用文献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然后再来看后面这句，“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插汉就是前面说的漠南蒙古的最大部落察哈尔。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段历史背景，自天启七年起，喀喇沁已经和察哈尔势不两立，怎么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陈仁锡这个情报从何而来？下文说明，“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居然能说出束不的“阳仇插汉，其实昵之”的情报，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而后金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和亲是其拉拢各部落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完全代表两者坚定的同盟关系。再下面的一句我就不整句再重复了，但是此句中的“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也是经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截取出来，以此来说后金人直接跑到袁崇焕的市场上买米。实际上，这里的记载只是写束不的部“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而四百“建州哨”只是说在束不的部内，没有说在开市的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