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四十分。陆时衍把车停在两条街外。

不是不想开近，是开不进去。这片老城区十年前就划了拆迁，住户搬空了，路没人养，柏油路面裂成龟壳，裂缝里长出的草有膝盖高。路灯杆还在，灯不亮。电线耷拉下来，被风一吹，在墙面上磕出细碎的声响。

苏砚下车。左臂的伤在纱布下面发痒，是愈合的征兆。她忍住没挠。陆时衍锁了车，站在她左边，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街。街很窄，两边是拆了门窗的老房子，墙上的“拆”字被夜露洇湿，笔画淌下来，像字在哭。

“走。”

两个人并排往前走。月光从拆掉的屋顶照下来，把瓦砾堆照得发白。踩在碎砖上，咯吱咯吱响。苏砚的鞋底薄，碎砖棱子硌脚，她没吭声。走了一段，陆时衍停下来。他蹲下，从地上捡了块平整的瓦片，垫在她鞋底磨薄的地方。

“不用。”

“脚磨破了明天走不了路。”

他把瓦片塞进她鞋底和鞋掌之间的缝隙里。瓦片凉凉的，硌了一下，然后平了。苏砚踩了踩，确实好了些。

两个人继续走。

那栋红砖楼出现在巷子尽头。

比照片上更旧。爬山虎比照片上更密，从墙根一直爬到屋顶，把整栋楼裹成绿色。只有门洞露出来，黑漆漆的，像绿色里的一只眼睛。楼前那块牌子还在，挂在门边，被爬山虎遮了大半。苏砚伸手拨开叶子。牌子上写着：铭远律师事务所。字是宋体，描过金漆，金漆剥落了大半，剩下的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门没锁。陆时衍伸手一推，门就开了。门轴发出很长的吱呀声，在空楼里回荡，从一楼荡到二楼，从二楼荡到三楼，一层一层往上，最后消失在楼顶。

楼里比外面暗。爬山虎把窗户封死了，月光透不进来。只有门洞里漏进一点光，照着面前的水泥地。地上积了灰，厚厚一层，踩上去像踩在面粉上。

陆时衍打开手机电筒。光柱扫过去。一楼是个大厅，摆着几张办公桌。桌上什么都没有，灰尘把桌面盖得严严实实。墙上挂着锦旗，红色的，褪成了粉红。锦旗上的字还认得出来——“匡扶正义”“为民请命”“铁肩担道义”。落款是二十年前的日期。

苏砚走近一面锦旗。锦旗右下角绣着赠送人的名字：新华机械厂全体职工。一百多个名字，绣得密密麻麻。线是金线，褪了色，在电筒光里像铜丝。

“新华机械厂。”苏砚念出来。

陆时衍的电筒光照过来。光落在锦旗上，那些名字一个一个亮起来，又暗下去。“就是那批工人。二十年前贺铭远替他们打赢仲裁的那批。”

苏砚的手指从锦旗上划过。灰尘沾在指尖上，灰白色的，很细。她把手指在衣角上擦了擦。

楼上传来声音。

不是说话声。是椅子挪动的声音。木头腿刮过水泥地，短促，沉闷。一下。然后停了。

陆时衍把电筒光转向楼梯。楼梯是木头的，扶手雕着花，年头久了，花形模糊。台阶上也有灰尘，但灰尘上有一行脚印。不是新踩的，也不是很久以前的。边缘微微塌陷，是这一两天留下的。脚印不大，不是男人的。

陆时衍先上。苏砚跟在后面。木楼梯在脚下吱呀作响，每一声都被空楼放大，传到上面，又传回来。

二楼。电筒光扫过去。这一层是办公室，隔成一间一间。门都关着，门上钉着名牌。第一间：贺铭远。陆时衍的电筒光停在那个名牌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他继续往前走。第二间门开着。

电筒光照进去。

这间办公室比一楼干净。桌上的灰尘被擦过，留下一块干净的长方形。长方形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玻璃灯罩擦得透亮，灯芯是新换的，白生生的。灯旁边坐着一个女人。薛紫英。

她坐在办公椅上，两只手放在桌上，交叠着。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披下来，垂在肩两侧。脸上没有妆，在煤油灯没点亮的光里，脸色像纸。

“你们来了。”她的声音很平，不像在等人，像在陈述。

陆时衍走进去。电筒光从她脸上移开，照着桌上的煤油灯。“贺铭远呢？”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你们到之前十分钟。”

苏砚走进来，站在陆时衍旁边。薛紫英抬起眼睛看着她。不是看脸，是看她的左臂。纱布从袖口露出来一截，在电筒光里白得刺眼。

“伤怎么样？”

“不碍事。”

薛紫英点了点头。她从桌上拿起一盒火柴，推开火柴盒，抽出一根。火柴头擦过磷面，刺啦一声，火苗窜起来。她把煤油灯的灯罩揭开，火柴凑近灯芯。灯芯着了，火苗先是小，舔着灯芯边缘，然后呼地一下蹿高，变成稳定的橘黄色。她罩回灯罩。光从玻璃罩里透出来，把她的脸照暖了些。

“这是他留下的灯。”薛紫英看着火苗。“他说，你们来了，让我把这盏灯点上。他说你知道这盏灯。”

陆时衍看着煤油灯。灯座是铜的，被手摸过太多次，磨出了包浆。灯罩上刻着一行小字，被煤油烟熏得发黄，但还认得出来。

“秉烛夜读，明理求真。”

他念出来。

“这是我研一那年送他的教师节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