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时期，这种做法有利有弊。然而随着国防法和义务兵役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完善，新兵征召将成为惯例。而大批富有一定作战经验的老兵充斥预备役，不仅可以强化国家的战争实力，也能减少军事上的开支和维持庞大军队数量的国际舆论。另外借此机会，军队中的北洋兵员和地方军队的调换，从而逐步削弱各地军阀的目的。由于国防军原嫡系老兵也都在退换之列，所以不少北洋军老兵虽有不少的怨言，但好在退役金颇为满足，一切都是按照制度进行，令他们没有多少借口可以反驳。

在开始有序逐年给军队增加新血的同时，国防军的调动也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着。从俄国战线撤回来的军队并没有返回国内，第六军的军队调往海参崴，第七军的军队调往庙街，还有十三军的军队直接攻占满洲里，即可对东北的日军形成牵制，又可对蒙古的不法动乱分子形成威慑。

此外，国防军在全国的布局则类似上下重，左右轻的军事布局。北方因为要抵制日本可能的扩大侵犯，或者是说组织随时可能的，所以在直隶，北京一线，国防军部署了多达六个军十几万的军队，且多为国防军的精锐部队，战斗力绝对算得上首屈一指。

南方，因为四省对中央还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军队更是直接掌控在地方军阀的手中，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不得不加以提放。所以国防军在南方也驻扎了五个军的军队，不过这五个军中，有三个军都属原北洋军改编而来的十七军，十八军，二十军。在国防军中，目前的确算是杂牌部队了。

东西方向几乎没有特别驻守军队，各省的军队除了进行编制的改革，也没用进行调动，类似大军区模式的设想计划，目前依旧停留在纸面上。南京和皖省等国防军的发祥地和重工业集中地，另有驻扎几个军的嫡系精锐。

解决南方几省的问题难度不大，核心因素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影响和代价。在没有更合适的借口之前，华飞和新生的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精力，还是放在经济工业建设上。政府主导重工业的发展建设，同时促进民族资本在轻工业领域的扩增和涉足重工业。

为了减少舆论和政敌的攻击，华飞有意识地减少对敏感行业的资本垄断，加强政府在一些行业的存在。政府仅是以股份的形式参与矿产，铁路，银行，交通等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但前提是绝不控股，绝不参与任何经营决策。任何具有政府工作经历的公员，不得在退休或者离职后，以任何形式参与到任何公私性质的企业公司中去。这不仅是华飞亲自制定的一项政府参股企业规章，也是公员手册中极为中心的一项原则。

减少在国内的资本垄断，但不代表华飞就减少投资。那些国家目前依旧薄弱的重工业领域，还是华飞投资的重点。且在华飞的指示下，他名下的两大投资公司和银行等企业，开始缓步地向美国等市场进军。华飞的这种决定，并不是希望在短时间内赚取多少利益，而是借助这几年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大力培养一大批企业管理经营人才。

一个国家落后没有关系，只要有着大量层出不穷的人才涌出，复兴指日可待。一个企业的濒临破产也不可怕，唯一可怕的是，这个企业的管理层，青黄不接，出现断层。

随着华飞资本帝国的扩充和国内工商业的急速扩增，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就是，去哪里寻找足以驾驭这些大企业集团的人才。一个二三十名雇员的公司，和旗下雇员上千人的集团，其面临的考验和管理，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中国目前的工商业发展壮大指日可待，唯一令人忧虑的是，目前的中国，还缺乏大批为这些快速成长起来的集团的掌舵人。

与华飞所在后世的中国不同的是，如今的国家商业化进程一直没有被外部因素中断。许多商人世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而在与洋商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第二代资本家们，利用传统的经商思维和中国特有的哲学理念，已经快速地适应了世界商业大环境，并诞生了为数不少的大企业。

例如著名的无锡荣氏家族，借助于华飞进军苏沪和大力促商的政策，敏锐的荣氏兄弟抓着良机，大力扩资生产。其名下的兵船面粉和生产的棉纱，远销海内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且在华飞举办的一次工商交流促进会上，华飞建议荣氏家族可以向下游产品投资，例如生产面粉制品，面包，面条，棉布，乃至衣服等等建议，给荣氏兄弟以很大的启发。在政府的支持下，如今的荣氏企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理所当然地，他们的家族利益，也与新生的中央政府捆绑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