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关陕(25)

赵桓前日就已返回长安,却是不曾进城,只有赵鼎等大臣知道他就停驻在长安城外不远的灞桥左近。因皇帝早有招呼,待李纲到得长安后,与诸臣一起陛见。

灞桥,距长安十余里路。唐时长安城中有人离开都城,便是将人送行至此,当春风扑面,柳絮飘飞之际,折柳赋歌,为好友壮行,极尽风雅。

赵桓在灞桥停留,御营地址原是驿站,他自己住在房舍之内,随行的数千御前亲军,就在驿站四周,扎营护卫。

他原本也是着急回来召见李纲等人,向着这些后世名臣,询问战守大计,询问改良政治,改善经济状况,促进农耕,改革军制的策略。

只是在川陕一行之后,一路上奔波辛苦,也并不能使他完全消弥心中的疑惑。

李纲,赵鼎,甚至张浚,都是史书名臣,想来能力并不会差。可是宋代名臣,又难道少了?为什么真宗年间,丈量东京附近的土地都做不到?

王安石改革,以惨败告终,最后落得个新旧党争,徒然消耗了宋朝国力。

冗员,冗费,冗兵,这三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这个丧乱之际的亡国时候,居然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没有。

他阅览过很多当时的财政报告,国家的收入在六千万贯和八千万贯之间徘徊。失去了河东、山东、河北、河南,甚至江南湖南湖北各路,也被金兵数次攻入,很受破坏,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有所增加。

而这些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了官府费用、俸禄支出、军费,用在公共设施的改良,赈济,科教文化医疗等后世需要大力投入的各项领域里的,几乎为零。

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开始积贫积弱,财政几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仁宗庆历年间,国家就腐败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

浪费,贪污,隐田,优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顶级待遇,而宋朝税收之重,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税制,它的精髓便是量出为入。每年在收取赋税完结后,官府制定出明年所需的花费,然后来制定税额。

宋朝的优礼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税的耕地年年减少,巨额的税收落在了佃户和中小自耕农身上。

宋朝的职业雇佣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负担一百多万职业军人的一切费用,这样庞大的开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压榨来支付。

赵桓在川陕各处所见,便是农民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中小商人被压的接近破产,甚至获得盐茶酒专卖的大商人,也开始叫苦连天。

若不是宋朝的工商农业都比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盛行为它带来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它治下的百姓还能接受这样高额的税收,甚至在巨大的压力下,还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