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振兴商业，而这又是新政的核心。如果振兴商业？如何发展实业，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

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也正因如此，他更能放开手脚来，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尽管受限于外部环境，仅只是改头换面推行一部分，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

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食公司一般，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悉数统制粮食购销、尽得购销之利”，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获得了百姓的信赖，从而为将来收购粮食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而相应的粮食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根本上高利盘剥、谷贱伤农等问题，进而使乡农收入增加，达到增加消费，刺激商业的目的。

按照那些人的说法，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乡农越穷生意越难做，生意难做就谈不上振兴商业，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入，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

虽说不懂做生意，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同意设立粮食公司“与民争利”，而争的这个利，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

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些法子办成事业，他袁世凯自然也能凭此成事，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袁世凯在无形之中模仿着东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锐变。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于浙江推行比直隶等地更为大胆的新政措施，恐怕还是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义上浙江属闽浙总督辖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都是北洋布在江南的一着棋子，这使得闽浙总督一直不能插入浙江之事，而另一方面，北洋衙门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直接插手浙江，这自然导致了袁世凯可以于浙江省“肆意妄为”，几乎全无顾忌，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支持他的那些“肆意妄为”的新政之举，李鸿章，甚至张之洞等人，都需要看看这这种仿效到底能否成事。

恰正像当年唐浩然所说一般，中国太大，船大不易调头，所以有些新政举措，需要辟地尝试，先行以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放之于全国，东北之政于东北偏远之地可以成事，但于内地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世凯治下的浙江就是答案，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需要的答案。

“再则，以季直兄看来，当今之世，若中国之乡绅仍困守于田，又焉能有将来，困守于田又国家又有何助益？因而于小弟看来，方今之世，非工不强，非商不富，国家欲求富强，必当兴办工业，振兴商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今日小弟之所以以粮食公司废以乡绅高利，所谋者，正是令其看到田利微薄，进而转入实业，以工商求富，岂不胜于苛榨乡农？”

一番大道理从袁世凯的口中传入张謇的耳内，却让张謇惊讶之余，同样用佩服的眼光看着袁世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会怕没有谁比他更能体会其中意味着，以至于好一会方才感叹道。

“慰亭之远见，远非为兄所能岂及！为兄佩服、佩服！浙江父老能得慰亭这般父母，实是三生之幸！”

如果说先前张謇还心存芥蒂，那么现在听了袁世凯的这番为国为民的话语之后，内心深处充斥的只有佩服之意了，以至于那些许芥蒂全因袁世凯的这为国为民之心而荡然无存了。

张謇在言语以及心态上的变化，让袁世凯心下一阵得意，他焉能不知其心底在想些什么，心知其为自己言语打动的袁世凯言语倒是没有显出得意之色，反倒又是诚恳的说道。

“季直兄既然意投身实业，如若兄长不嫌弃，不妨考虑于我浙江投资，若兄能于浙江投资，小弟必给予最优厚之条件，不知兄长以为如何？”

袁世凯的邀请确实是诚心诚意，于袁世凯看来张謇是个办事业的人，与其让他在江苏办事业，倒不如请入浙江办事业，至于浙江本地的商绅，还没有几人能入他的眼界，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浙江，张謇只能依靠他袁世凯，而相比之下浙江的那些地头蛇……则只能谨慎用之了。

对袁世凯的邀请张謇并没有立即给予拒绝，而是言道着要加以考虑，随后他又把话题一转。

“慰亭，这世人皆知，自他武昌主持东北以来，其所办之工厂可谓天下独有，海内无双！听人说，那沈阳枪炮厂要超过德国的克虏伯厂，以弟看来，这将来东北之势谁人能挡？”

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出格夸大之词，对欧洲并不陌生的袁世凯，对于国人的这种夸大之词，只是淡淡地笑着，不吱声，但在心里却又知道张謇话语倒也不是无的放矢，或许现在武昌收敛起了爪牙，可谁都知道，当年他凭着十万新募之兵，把大清国打了个落花流水，纵是中堂大人……若非如此，现在大家伙又岂会闷着头的练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