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三年，大宋皇帝赵佶诏颁数年前制定的“宫廷雅乐”《大晟乐》于天下。

向宋、辽两国同时称藩的小国高丽，也“有幸”被赐天朝雅乐。

以刑部侍郎枢密院知奏事李资谅为首的高丽使节团，便是以“谢上国赐乐”的名义出行。

不比仓促立国，没有底蕴的金国和大元，大宋文华鼎盛，极重礼仪。

尤其是外交上，容不得有丝毫的差错。

赵佶登基时，辽国在公文中误将宋帝‘嗣位’写为‘登宝位’，大宋便提出强烈抗议。

辽国两个宰相一个御史中丞因为此事赔上前程。

宰相郑颛贬官出颛知兴中府事，韩资让为崇义军节度使，

御史中丞韩君义为广顺军节度使。

这种政治习惯下，大宋对各种外交礼仪的规范自然极为细致。

具体明确到各藩属国的进奉使见辞仪，都有详细的流程。

高丽进奉使见辞仪如下：

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使稍前跪进表函，俯伏兴讫，归位大起居。

班首出班躬谢起居，归位，再拜，又出班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再拜，搢笏，舞蹈，俯伏兴，再拜。

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

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

如此复杂而严谨的礼仪场合，高丽使臣与大宋天子之间，不可能有单独接触的机会。

除非皇帝有事召见，使臣就只能与鸿胪寺官员打交道。

李资谅入宋前，打定“见日”仪式后，再找机会向鸿胪寺官员，通过话术套取情报。

没想到这事根本不需他操心，“见日”后，鸿胪寺丞便来传话。

三日后，天子御右文殿，策高丽进士。

其后，设鹿鸣宴，赐高丽正使李资谅同宴。

宗主国大宋策高丽进士，百年来独此一回，绝对是了不得的政治大事件。

鹿鸣宴，因在宴礼上演奏升堂乐《诗经·鹿鸣》而得名，本属于吉礼“乡礼”的范畴。

大宋升格到朝堂宫廷宴礼规制，是殿试文武两榜状元设宴团拜的盛典。

而自己这个藩属国使臣作陪鹿鸣宴，在大宋的外交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如此高规格款待外的先例。

此事过于蹊跷，李资谅深知自己没有值得大宋天子如此礼遇的资格，皇帝此举，绝对是有要事相授。

而且，他也隐约猜到了天子的想法。

不过，无所谓，皇帝的想法不重要，听听就完了，只要回了国，天子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能借此良机，实现自己此行的目的，则是求之不得。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当代高丽国主王俣即位，立即遣使辽国，上表请封。

但对另一个宗主国大宋，却没有及时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五年后的大观四年，大宋才遣使高丽，宣读天子对高丽国主王俣的册封诏书。

使团正使是王襄，副使为张邦昌。

正使王襄宣读“权高丽国王”（此举是针对高丽未在国书中使用大宋年号的行为）的册封诏书后，

张邦昌又传下一道密谕，奉劝对方应该珍重宗藩之礼，切勿做天朝恼怒之事。

王俣赶紧解释，希望达成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