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有些激动。从南京来了无线电消息，说根据日本军队的禁令，“万通” 号船上的蚕豆不得运入南京。人们担心“蜜蜂”号有可能必须立即返回。在这种情 况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运的是并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们今天上午 能够继续向上海行驶，计划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2时。我请人用无线电通过美国总领 事馆和德国总领事馆分别向菲奇和西门子洋行(中国)通知我的到达。据说菲奇要在 次日下午出发到美国去，我非常想在他出发之前还能见到他，把他的南京邮件交给 他。

2月26日

我们于昨天下午2时驶抵上海。在经过停在港内准备起航的“格奈森诺”号(译 注：德国护卫舰)时，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呼叫声来自众多舱 房的哪一个窗户。今天我听说，原来是玛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诺”号船 上送别普罗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 京邮件亲手交给他，因为当我于3时15分上岸时，“格奈森诺”号已经驶走，并且联 系不上了。在经过海关码头时，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远处没有认出我，虽 然我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引人注目。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 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 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 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 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亲去拜访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 的命，他说：“救了命？？哦，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过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报纸于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 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 斗时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 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 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 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 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 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 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 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 ·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 “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南京的安全区委员会在我们中间人人皆知，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拉贝先生已 于昨天下午抵达了上海，他还是那么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 焦急地等了他很长时间，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会受到他在上海的全 体同胞的热烈欢迎！